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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学导论

                              姜文来 唐曲 雷波 等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2005


第四节 水资源管理学的管理学基础

管理学目前成为我国一门很热的学科,其主要原因是无论人、财、物、时间和信息,都必须通过管理来实现其高度和谐的统一,最终实现提高工作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目的。管理学理论也是水资源管理学理论基础之一,深入掌握管理学的精髓,对于水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一、管理学发展历程

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多学科与多领域理论、方法、技术和知识的综合性交叉科学,其目的就是研究人类利用有限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活动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创新性的社会行为及其规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95)。

管理学是长期的形形色色的管理思想积淀的产物,其诞生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发展和社会矛盾是管理学的诞生土壤之一。

西蒙对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蒙管理学的大厦是从当时公认的管理概念开始的。他认为:管理通常是被当作设法完成任务的艺术加以讨论的。……管理原则的提出,通常也是为了让一群人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但是,所有这类讨论却都没有充分注意任何行动之前后抉择——西蒙认为管理过程就是决策过程,管理就是决策,这里的决策既包括决策的制定,又包括决策的执行,而且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这一观点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它实际上扩展了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

西蒙认为,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组织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事物——人的决策过程和问题求解过程。所以不论管理理论最终达成的形式如何,也不论管理理论的功能如何发挥,管理理论必须首先对人的行为有一个较为准确地把握,否则管理理论就会像没有基石的大厦,建得越高坍塌之日愈近。

西蒙从心理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有限理性是由人的心理机制决定的。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合的结果。其主要机制是:(1)持久机制,行为一旦有了方向,就坚持不懈地朝哪个方向努力;(2)引导机制,引导人的行为朝向即定的方向的那些机制。

我们现在的管理理论主要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西方文化对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管理学能在我国扎根,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符合我国的文化,吸收我国文化来修正、发展、丰富和创新当代管理理论无疑是促进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是管理学必须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文化北京的不同,在管理哲学、战略管理和管理实践等方面都有差异是必然的。我们以管理哲学差异来进行说明。在管理哲学上,西方的管理人员偏重于战略、结构和制度的管理,特别注重定量化和系统的分析,其特征是注重实证和数据,逻辑性较强,可以说是非常理性的。我们的管理学者更看重非逻辑性的定性分析,如以共同价值理念为核心内容,其特征是对文化影响力的高度重视,可以说非理性占有很大成分。我们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和谐,包括与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和谐,生存目标并不是征服自然,因而往往采取各种措施回避风险,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物的分析,自泰罗创立科学管理原理以来,以科学实验代替经验的分析,将系统分析、数理分析、现代科技手段加以引进,促进了数学和管理学相互渗透,诞生了管理学重要支撑的运筹学,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组织理论、市场营销研究、精益生产方式、风险管理、企业再造理论、虚拟企业研究,涉及到系统理论、信息论、控制论、数理分析、热力学、突变论等多种学科,但就其本质而言,根据科学管理思路发展而来的管理学理论其哲学理念有着强烈的理性分析倾向。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管理哲学,从而形成不同的战略思路,进而指导不同的管理实践,因此,对管理学理论的跨文化分析可以从管理哲学、战略管理和管理实践三个层面展开(许毅,2000)

应当看到,中国管理学发展与中国经济成熟度是不相适应的。特别是在水资源应用领域更不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相应的经济理论在充分介绍、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适应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也逐步成长且日趋成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在相当程度上还依附于经济,还没有真正从经济中脱胎出来,管理还没有成为微观、宏观密切相结合的体系,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管理落后原因。在中国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我国管理最具有权威的是企业家,而不是学者,说明我国的管理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或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都需要发展和深入,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是我国学者今后长期的艰巨任务。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国的管理思想源源流长,在国内外有重要的影响,如孙子兵法,成为军事人员经典著作之一,世人赞叹不已。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历史时期的管理思想光彩夺目,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管理学发展缓慢。孔子“中庸”思想一直对我国的管理产生重要影响。

 “中庸”最早出于《论语·雍也》,其基本意思为: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郑玄为“君子中庸”作注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所以,“中”可以理解为“中和”,“庸”即常、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认为“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们都背离了“中”。具体地说,“狂者”激进,偏激,易逾“中和”,“狷者”退缩,少勇而不及“中”。可见,“中”的真正涵义是既不太过,又无不及,即恰到好处。“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 “和”与“同”是不同的概念,“和,如羹焉。水,,,,,以烹鱼肉。”(《左传》),由这些佐料产生新的滋味,它既不只是醋味,也不只是酱味。另一方面,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是相容的,相反,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但是要达到“和”,合在一起的各种异都要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所以“中”的作用是达到“和”。这种“和”,若不只是包括人类社会,还包括全宇宙,就叫做“太和”。易乾卦《彖辞》说:“大哉乾元!……保合太和,乃利贞。”概括起来,“中庸”思想的基本内涵有两条,承认事物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如阴阳、天人、义利、经权等;二是不同的事物通过“中”的把握,可以和谐地、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义利合一等(秦兴俊等,2003)。这种思想对我们水资源管理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不能只顾及利的一面,更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在其中选择最佳结合点,通过“中”的把握实现人与水的和谐。

长期以来,管理学处于从属地位,从属于经济学、工学等众多学科,直到20世纪90年代,管理学被重视起来,成为一级学科,管理学地位从此得到提高。

由于受历史的影响,我国的管理学是沿用苏联模式,直至20世纪50、60年代针对管理学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国情做了一些调整,但并没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文革期间,管理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由于对管理学属性认识存在差距,管理学的教育被迫取消。到了20世纪70年代,管理学重新兴起。改革开放以后,管理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推动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听取原国家计委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计划很宏伟,长远规划很鼓舞人心。但我们有两个弱点:一个是农业…。一个是管理。…现代化的管理是从现代技术产生的,如果管理跟不上,管理将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1977年国家成立了“经济管理协作组”,将“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列为第107项,1978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和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相继成立。自此,管理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此后,管理类专业的硕士点、博士点和MBA教育相继展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1996年成立了的管理科学组,此后升格为管理科学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新的学科目录中将管理学列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从而确立了管理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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